第1034章 他家的狗断了一条腿（1 / 2）
一
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，白花花地铺在李家堂屋的水泥地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霜。
订婚宴的菜已经上了三道，凉拌黄瓜、卤牛肉、油炸花生米，摆在那张擦得发亮的八仙桌上。我妈坐在我右边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正跟李婶商量着“下个月初八好日子”的事。李婶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，嘴里应着“好好好”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。
李建国坐在我对面，穿着那件新买的蓝色衬衫，领口的标签还没来得及剪，露出一小截白色的边。他朝我笑了笑，露出两颗略黄的门牙，伸手给我夹了一块牛肉。
“吃，别客气。”
我盯着碗里那块牛肉，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灯光下泛着油光。他说“别客气”的时候，语气熟稔得像是我们已经过了一辈子。可我心里翻涌上来的，不是什么甜蜜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——堵。
我田颖，今年二十六，在盛华实业有限公司做行政主管。说白了就是个夹在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受气包，每天处理不完的考勤表、报销单、还有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。工资不高不低，四千八一个月，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算体面了。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：“女孩子家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挑。”
我挑吗？
我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遍。我不挑。我没要求对方有房有车，没要求彩礼十八万八，没要求什么公务员事业编。李建国是李婶介绍的，在县城南边开了一家修车铺，个子不高，话不多，看着老实。我妈说老实好，老实不会欺负你。
我们处了八个月。八个月里，我们看了四场电影，吃了六次饭，逛了两次街。每次约会他都穿那件灰夹克，说话之前先笑，笑完再开口。他从不问我喜欢什么，也不说自己的事。我试着找话题，问他修车的事，他说“就那样”；问他以前的事，他说“没什么好说的”。
我以为所有的恋爱都是这样平淡的。电视剧里那些轰轰烈烈都是骗人的。我妈说了，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。
可就在订婚宴上，就在那道卤牛肉摆上桌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——他家的狗。
那条黄狗我见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去他家吃饭，一条土狗拴在院子里，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，看见人也不叫，就趴在地上，两只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。我蹲下来想摸它，它缩了一下，身子往后退，铁链子哗啦啦响。李婶从厨房探出头说：“别理它，脏。”
第二次是上个月，我又去他家。狗还在，但右前腿瘸了，悬在半空不敢着地，三只脚一跳一跳地走。我问李婶狗腿怎么了，李婶说“不知道，自己摔的吧”。李建国在旁边没吭声。
我当时没多想。可现在坐在订婚宴上，我脑子里全是那条狗的样子——它看我时的眼神，那种小心翼翼的、带着讨好的、又藏着恐惧的眼神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一条拴在院子里的狗，能怎么摔断腿？
“颖颖，发什么呆呢？快给长辈们敬酒。”我妈推了我一下，把一杯啤酒塞到我手里。
我站起来，手有点抖。杯子里的啤酒晃了晃，溅出几滴落在桌面上。我看着坐在对面的李建国，他正夹着一粒花生米往嘴里送，咀嚼的动作很慢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
“建国，”我叫他，“你家那条狗，腿到底怎么断的？”
桌上突然安静了。
李建国嚼花生米的动作停了，嘴唇微微张开，露出里面嚼了一半的碎屑。李婶的脸僵了一下，随即堆起笑：“哎哟，一条狗嘛，管它干什么——”
“我问的是他。”我盯着李建国，声音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平静，“你说，狗腿怎么断的。”
李建国放下筷子，搓了搓手。他的手指很短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渍，怎么也洗不干净的那种。他看了他妈一眼，又看我，嘴唇动了动：“就……不小心弄的。”
“怎么个不小心法？”
“颖颖！”我妈扯我的袖子，声音压低了，“你干什么？坐下！”
我没坐。
李建国的脸色变了，从那种木讷的老实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阴沉。他抿了抿嘴，声音粗了些：“一条狗而已，你较什么真？”
“我在问你，狗腿怎么断的。”
“踢的。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像是被我逼急了，“踢了一脚，行了吧？狗不听话，踢一脚怎么了？你审犯人呢？”
八仙桌上坐着的亲戚们面面相觑。我二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被二姨夫拉住了。李婶站起来，打圆场地笑：“男人嘛，脾气大点正常，又不是打人——”
“今天能踢狗，明天就能踢人。”我把杯子放在桌上，啤酒又晃出来一些，“妈，这婚，我不订了。”
全场炸了。
我妈腾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：“田颖！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了今天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打断她，“你准备了半个月，请了二十桌客，买了三斤糖两斤瓜子。妈，对不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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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转身往外走。身后是李建国摔筷子的声音，是李婶尖着嗓子喊“什么人嘛”，是我妈带着哭腔追出来的脚步声。我走出堂屋，走过院子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条黄狗还拴在院子角落，三只脚站着，歪着头看我。它的右前腿悬在半空，微微发抖。阳光照在它身上，皮毛干枯发黄，肋骨一根根数得清楚。
我蹲下来，解开了它的铁链。
“你干什么？”李建国站在堂屋门口，脸黑得像锅底。
我没理他，牵着狗往外走。狗一瘸一拐地跟着我，铁链在地上拖出哗啦啦的声音。李婶追出来骂：“一条瘸狗你也要？拿走拿走，省得碍眼！”
我妈追上来拽我的胳膊，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：“你给人家道个歉，就说一时糊涂——”
“妈，”我看着她，眼眶热了，“我二十六了，不是十六。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我把狗牵上了我的车。那是一辆开了五年的白色飞度，后座套着碎花坐垫，狗上去的时候犹豫了一下，趴下去的时候轻轻哼了一声，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躺着的地方。
我发动车子，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站在李家门口，一只手捂着嘴，一只手在挥，不知道是让我回来还是让我走。李建国已经转身进了屋，李婶还在骂骂咧咧。阳光白得刺眼，晒得水泥地发烫。
车开出村口的时候，我眼泪才掉下来。不是因为委屈，是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我妈说“别太挑”，可有些事，不是挑不挑的问题。是一个人值不值得的问题。一条狗不会说话，不会告状，不会反抗，你对它做的事，就是你的良心。
后座上的狗动了动，把头搭在靠背上，湿鼻子蹭了蹭我的耳朵。
“没事，”我对它说，也对我说，“咱们走。”
二
回到县城租的房子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。那间房在老旧小区的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一室一厅，月租六百。我牵着狗爬楼梯，它三条腿一跳一跳地往上蹦，爬到三楼就喘得厉害，趴在地上不肯动了。我蹲下来看它的右腿，膝盖那里肿了一圈，皮毛下面能摸到骨头错位的痕迹。
“得去医院。”我跟它说。
它看着我，尾巴摇了摇，幅度很小，像是试探。
宠物医院在建设路上，离我住的地方两条街。医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姓周，看着不到三十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他摸了摸狗的腿，皱了皱眉。
“断了至少两个星期了，没接上，骨痂都长歪了。”他抬头看我，“要重新打断接上，手术费加住院，大概三千到五千。”
我摸了摸口袋。工资卡里还有八千多，是攒着想换手机的。
“做。”我说。
周医生看了我一眼，没多问。他让助手把狗抱进去，又问我叫什么名字、狗叫什么名字。
“田颖。狗……还没名字。”
“那你给它起一个，要建档案。”
我想了想，想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。以前没养过狗，不知道起名这事这么难。最后我说：“就叫大黄吧。”
周医生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
大黄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，我在外面等的时候刷了刷手机。微信上有十七条未读消息，大部分是我妈发的。前几条是语音，我点开来听，是她带着哭腔的骂声：“你个死女子，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！”“你让人家怎么说我？说我养了个神经病女儿！”“一条狗比你的婚事还重要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”
后面的几条变成了文字，语气也软了些：“颖颖，你李婶说了，建国就是脾气急了点，人还是好的。”“你回来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，行不行？”“你都二十六了，再挑就真剩下了。”
我没回。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，盯着手术室的门发呆。
门上的红色指示灯亮着，像一只闭着的眼睛。我想起李建国的眼睛，小小的，眼白有点浑浊，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打量什么。他对我好的时候什么样？我努力回忆，发现想不起来什么具体的事。他没送过我花，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，甚至连我生日都是过了三天才想起来，发了个五块二的红包，备注写着“忘了，补上”。
五块二。
我当时还觉得他实在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现在想想，不是实在，是压根没把你放心上。
手术做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大黄被抱出来，右腿缠着白色的绷带，麻药还没完全退，眼睛半睁半闭的，舌头歪在嘴边。周医生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：不能让它乱动，一个星期后来复查，按时吃药，注意伤口别感染。
我交了三千二百块，把大黄抱回家。它比看起来重，抱着爬六楼的时候我腿都在抖。进了门把它放在沙发上，它哼了一声，鼻子动了动，眼睛慢慢睁开，看了我一眼，又闭上了。
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。大黄半夜醒了一次，大概是因为疼，呜呜地叫。我起来给它倒水，它不喝，就看着我，眼神里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又出来了。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头，它愣了一会儿，慢慢把头靠在我手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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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不用怕，”我跟它说，“我不会踢你。”
它的尾巴摇了摇，这次幅度大了些。
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办公室。盛华实业的办公楼在开发区，三层小楼，外面看着还行，里面就是普通写字间的样子。我在二楼最里面那间，门上贴着“行政部”三个字，字迹已经褪色了。
推门进去，刘姐已经到了，正对着小镜子涂口红。她比我大八岁，是部门的老员工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管，嘴也碎。看见我就哎哟一声：“田颖，你这脸怎么了？被人打了？”
“没，没睡好。”
“我听说了啊，”她放下口红，压低声音，“你昨天订婚宴上跑了？为了条狗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这小县城真是藏不住事，才一晚上就传开了。
“是退了婚，不是跑了。”我把包放下，打开电脑，“狗的事只是原因之一。”
“啧啧，”刘姐摇头，“你妈得气坏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啊，别太犟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你以为你还是十八呢？”
我没接话。这种话我听太多了，从二十四岁开始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“差不多就行了”。可什么叫差不多？差不多的意思是，你明明心里不舒服，但你要忍着；你明明觉得不对，但你要假装对；你明明想要一个最起码的尊重，但别人告诉你那不重要。
九点钟开晨会，老板赵总坐在长桌那头，翻着手机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堆“这个季度业绩下滑”“大家要努力”“我压力也很大”之类的话。开完会他把我和销售部的孙明叫住，说有个大客户要来考察，让我准备接待方案。
“田颖，这事你负责，孙明配合。客户很重要，别搞砸了。”赵总说完看了我一眼，“听说你昨天订婚了？恭喜啊。”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退了。”
赵总愣了一下，孙明也愣了一下。我没解释，转身回了办公室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孙明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。他三十出头，长得还行，就是嘴太贫，公司里人缘不错，但风评一般——据说谈过好几个女朋友，都没成。
“听说你为了一条狗退婚？”他扒了一口饭，含含糊糊地问。
“你也听说了？”
“这县城才多大？你妈昨天在李家门口哭的事，半个城都知道了。”
我筷子顿了顿。我妈哭了？她向来要强，从不当人面掉眼泪。
孙明看我脸色不对，换了个话题：“客户的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对方是宁城来的，姓顾，顾氏集团的少东家。赵总说得跟伺候祖宗似的。”
“顾氏集团？”我皱了皱眉，“咱们这小公司，人家能看上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说是来考察什么供应链合作。反正赵总打了鸡血一样，你方案做好点。”
我没再说话，低头吃饭。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我妈的眼泪、大黄的腿、李建国的脸、刘姐那句“差不多就行了”，搅在一起，像一锅煮烂的粥。
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我妈来了电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。
“颖颖，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像是哭过很久，“你回来一趟。”
“妈，我——”
“你回来。”她打断我，“你爸从工地回来了，你跟他解释。”
我爸在省城的工地上做钢筋工，常年不回家，一年也就过年见一面。他回来，说明我妈是真急了。
“好，我晚上回去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给大黄添了水和粮，摸了摸它的头。它今天精神好了一些，能自己站起来走两步了，但还是三条腿跳。我出门的时候它看着我，没有叫，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。
开车回村要四十分钟。天已经黑了，乡道上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，光晕昏黄，照着两边黑黢黢的杨树。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，风灌进来，带着地里庄稼的味道。
到家的时候，堂屋的灯亮着，门开着。我爸坐在桌边抽烟，烟灰缸里已经有三四个烟头。我妈在厨房热菜，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响，带着一股怨气。
“爸。”我喊了一声。
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烟摁灭了。他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一些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。他今年五十三，看着像六十三。
我妈端着菜出来，一盘炒白菜，一碗鸡蛋汤，还有早上剩的馒头。她把盘子往桌上一顿，坐下来就开始抹眼泪。
“你说你，啊？好好的亲事，你给退了。人家建国哪点不好？有手艺，能挣钱，家里盖了楼，就你一个儿媳妇，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——”
“妈，”我打断她，“他踢狗。”
“踢狗怎么了？”我妈声音尖了起来，“狗是畜生，踢一脚怎么了？你为了一条狗，把一辈子的大事给毁了？”
“今天踢狗，明天就踢人。”
“你——！”我妈气得拍桌子，“你胡说八道！建国不是那种人！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看着我妈，“你跟他过过日子？你被他踢过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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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妈噎住了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
我爸一直没吭声，这时候咳嗽了一声，开口了：“颖颖，你妈说得有道理。你都二十六了，村里跟你一样大的姑娘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”
“爸，我不是不想嫁人。我就是不想嫁一个……不对的人。”
“什么对不对的？”我爸皱眉头，“过日子就是过日子，哪有那么多对不对？你妈嫁给我的时候，我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，不也过了二十多年？”
“那你们过得好吗？”我问。
这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
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灯泡嗡嗡的声音。我妈不哭了，愣愣地看着桌面。我爸的脸白了，又红了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我爸很少在家。他总是在外面打工，过年回来住几天又走。我妈一个人种地、喂猪、带我，还要伺候爷爷奶奶。我见过我妈躲在灶房里哭，见过她跟我爸在电话里吵，见过她一个人背着生病的我去卫生院，在雨里走了四十分钟。
但她从没说过一句后悔。
“爸，妈，”我站起来，“我不是不懂事。我就是想找一个……起码知道疼人的人。不是疼我，是疼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。一条狗他都下得去脚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他会对我好？”
我拿起包，往外走。
“你干什么去？”我妈追出来。
“回去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“吃了饭再走——”
“不吃了。”
我发动车子的时候，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站在门口，手在围裙上擦着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转身进了屋。
我爸没有出来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开得很慢。乡道上没有别的车，只有我的车灯照着前面一小段路。我突然觉得很累，不是身体上的累，是心里那种被什么东西压着的、喘不上气的感觉。
所有人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但没有一个人问我想要什么。
到家的时候快十点了。我开门的时候听见大黄在沙发上动了动，尾巴敲在靠垫上，发出轻轻的噗噗声。我打开灯，它抬起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。
我走过去坐在它旁边，它把头搁在我腿上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呜声。我摸着它的毛，从头顶顺着背脊一路摸下去，摸到它断腿的地方，绷带下面的骨头已经接上了，但还是肿的。
“大黄，”我说，“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”
它当然不会回答。它只是把脸埋进我的掌心里，鼻子湿漉漉的，呼吸温热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一条黄狗在田野上跑，四条腿都是好的，跑得飞快，尾巴竖得高高的。它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窜来窜去，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，像是在说“快来啊”。
我在梦里笑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枕头湿了一小块。
三
接下来的一周，我过得很平静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喂狗、换药、陪它做康复训练。周医生说可以慢慢让它用受伤的腿着地了，我就每天扶着它走几步。一开始它不肯，一着地就缩回去，后来慢慢习惯了，能撑着走个三五步。
我给它买了一个小皮球，黄色的，跟它的毛色差不多。它不会玩，就叼着球趴在那里，我伸手去拿它也不给，就含着，眼睛看着我，尾巴摇得飞快。
“你这狗，”周医生在复查的时候说，“恢复得比预想的好。你是第一次养狗？”
“嗯。”
“养得不错。”他笑了笑，推了推眼镜，“它信任你。”
信任。这个词让我愣了一下。
大黄信任我。它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、做什么工作、一个月挣多少钱，它只知道我把它从铁链子底下解开了，带它看了医生，给它买了小皮球。它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，毫无保留。
可我呢？我把信任给了谁？
李建国？我连他的狗都不如。狗还知道怕他，我却差一点嫁给他。
想到这里，我后背一阵发凉。
周五下午，赵总在群里发消息，说顾氏集团的人周一过来，让所有人周末加班准备。行政部要负责接待、会场布置、餐饮安排，事无巨细全归我管。
我加了两天班。周六布置会议室，摆桌牌、调投影、试音响，刘姐在旁边刷手机，偶尔抬头说一句“那个花放歪了”。周日确认菜单，客户指定要清淡的，我把原来的红烧鱼改成清蒸的，把辣子鸡换成白切鸡，又加了一道排骨莲藕汤。
孙明过来看了一眼菜单，说：“你挺细心的。”
“工作而已。”
“听说你最近天天回家喂狗？比养孩子还上心。”
“它需要我。”
孙明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有点奇怪，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。他没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周一早上，我穿了那套深蓝色的西装裙，化了淡妆，提前一个小时到公司。检查了一遍会议室，又确认了一遍菜单，站在门口等着。
九点半，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公司楼下。赵总带着几个部门经理迎出去，我跟在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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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人。走在最前面的男人个子很高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结实的手腕。他大概三十五六岁，五官轮廓很深，眉骨高，眼睛不大但很有神，看人的时候像是能把你看透。
顾衍之。顾氏集团副总，据说是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的，不是那种靠爹的富二代。
赵总迎上去握手，满脸堆笑：“顾总，欢迎欢迎！”
顾衍之点了点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。扫到我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，没有特别的表情，只是微微点了下头，就跟着赵总进了大楼。
我在后面跟着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这种大人物，最好别注意到我，安安静静把工作做好就行。
上午是参观工厂和开会。顾衍之话不多，但每个问题都问在点子上。他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指出三条生产线的问题，把生产部经理问得满头大汗。回到会议室，他翻开我们的资料，看了几页，皱了下眉头。
“这个数据有问题。”他指了指报表上的一个数字，“你们去年的产能统计，跟实际出货量对不上。”
赵总脸色变了，瞪了一眼生产部经理。生产部经理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统计口径的问题。
“口径问题？”顾衍之的语气不重，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，“你们的统计口径一年能变三次？那你们的管理水平，我得重新评估了。”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我坐在角落里做会议记录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赵总让我负责陪客户。我安排了公司附近最好的饭店，一个包间，点了六菜一汤。顾衍之坐在主位上，不怎么动筷子，偶尔夹一筷子青菜，喝两口汤。
“田主管，”他突然开口，“你在公司多久了？”
“三年了，顾总。”
“三年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在想什么，“你是本地人？”
“对，就是这县城的。”
“那你知道附近有没有什么安静的地方？我想下午出去走走，不想到处都是人。”
我想了想：“城南有个湿地公园，人不多，环境还可以。”
“你能带路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看向赵总。赵总使劲给我使眼色，意思很明显——答应他。
“好的，顾总。我下午安排一下工作就带您去。”
下午两点，我开着自己的飞度，载着顾衍之去湿地公园。后座上还有大黄掉的一撮毛，我偷偷捡起来塞进口袋里。
车上的气氛有点尴尬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也没主动找话说。音响关了，空调开得很小，车厢里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。
“你的车，”他突然说，“有点旧了。”
“嗯，开了五年了。”
“为什么不换？”
“没钱。”我说完就后悔了，这回答太直白了。
顾衍之倒是笑了一下，很淡，嘴角微微一弯：“你倒是实在。”
湿地公园在县城南边，沿着河滩修的，有大片的芦苇和几个浅浅的水塘。下午的阳光很好，但不热，风吹过来带着水汽，凉丝丝的。我停好车，跟他沿着木栈道走。
他走得很快，步子大，像是有目的地在赶路。我跟在后面，高跟鞋踩在木板上笃笃响，有点吃力。
“你养狗？”他突然问。
“啊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你车后座有狗毛，还有一个小皮球。”
我没想到他观察得这么仔细。
“嗯，养了一条。捡的，腿断了，在养伤。”
“腿断了？”他放慢了脚步，侧头看我，“怎么断的？”
“被人踢的。”
他没说话，走了一段，才开口：“你捡的？”
“对。本来是别人家的狗，我看不下去了，就带走了。”
“为了这个得罪人了吧？”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得罪了我妈。”
他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望着远处的芦苇荡。风吹过来，芦苇花絮飘在空中，像一层薄雾。阳光打在他侧脸上，轮廓分明，下颌线很利落。
“我妈以前也养狗，”他说，声音低了些，“一条白色的土狗，叫什么名字来着……我忘了。小时候家里穷，狗跟着我们吃糠咽菜，瘦得皮包骨头。后来我爸工地出了事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我妈把狗卖了，换了五十块钱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哭了一晚上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养过狗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种人的故事，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，但又莫名地熟悉——穷，谁没穷过呢？我小时候，我爸一个月的工钱才八百块，我妈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，走一个小时去镇上买菜。
“你那条狗，”他转过头看我，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“好多了，能走路了。周医生说再养一个月就能跑。”
“周医生？”
“宠物医院的，姓周。人很好，对大黄很耐心。”
“大黄？”
“就是我的狗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名字是随便起的，我起名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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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衍之看着我的表情，嘴角弯了弯，这次笑的时间长了一点。
“你这个人，”他说，“挺有意思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这句话从一个大集团的副总嘴里说出来，我不知道是夸还是什么。
回去的路上，他没再说话，但也没有之前那种疏离感了。我开车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他几眼，他靠在副驾驶座上，闭着眼睛，睫毛很长，投下一小片阴影。
送到公司楼下，他下车的时候说了句：“明天还麻烦你带路，我想去你们这边的老街看看。”
“好的，顾总。”
他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：“不用叫我顾总，叫名字就行。”
“顾……衍之？”
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，大步流星地进了大楼。
晚上回家，大黄在门口等我。它已经能站起来迎接我了，虽然右腿还是有点瘸，但尾巴摇得像风扇。我蹲下来抱了抱它，它舔了舔我的下巴，舌头湿漉漉的。
“大黄，”我坐在地上，把它搂在怀里，“今天遇到一个人，他说我挺有意思的。”